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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东盟:新朝贡时代还是新雁行模式

发布时间:2013-10-16 浏览次数:0

东盟十国近来已成为周边大国争相合作的伙伴,不光中国、日本、印度,甚至遥远的美国,都不愿放弃在此区域进行的经济博弈,迄今为止,日本、中国、韩国和印度都分别与东盟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

之所以以东盟作为中国区域影响力扩张战略的始发点,一是东亚产业布局形成的客观需求;二是东盟10国中没有实质上的核心国或者核心集团,比较适合中国以大国的身份来参与。东盟内部缺少核心的经济力量和协调机制,主导权纷争激烈,而区域经济合作离不开核心经济力量的协调和引导。

在1997 年的金融风暴中,危机在各个国家中迅速蔓延,东盟内部缺乏核心力量和共同应对机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中国在该时期对香港的保救更多的是政治任务,虽然也展示了自身实力,但并没有以“老大哥”的姿态站出来保护这些受冲击的东盟国家。一方面是当时中国实力有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时对区域一体化的渴望并不强烈,因此也不打算为东南亚花太多储备筹码。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不仅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作为发展经济体,却有全球第二的名义经济规模。同时,中国近几年的一系列举措也展现了其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积极态度。

从发展阶段来解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尚处于初级阶段。区内贸易量高速扩张的同时,结构则仍然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原材料和零部件占了很大比例,这反映了其国际分工中加工贸易上下游的关系。其次,与这种贸易类型相对应,中国在2008年7月之前都保持了对区内逆差,对区外顺差;而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因为中国对东盟中端制造品出口扩张和设备类投资增加,区内贸易基本平衡,而区外仍然保持顺差。长期来看,除了产业整合外,中国还将东盟作为重要的产品市场和实业投资地。区域内密切的实体经济联系是区域一体化的根基,就未来的发展来看,CAFTA对中国的意义和想象空间都是巨大的,其对亚洲产业整合的贡献也毋庸置疑。

这个区域贸易一体化的过程中,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民族保护主义的隐性壁垒:东盟国家虽然在文化和经济上和中国有着很深的渊源,但他们在历史上一直对中国心存芥蒂,而且普遍担心对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威胁。同时,许多原来东盟成员国内部的外资企业纷纷将业务转向中国。面对中国经济的日益强大、吸收外资的增多以及大量中国商品和资本涌入本地市场,东盟成员国内部以及周边许多国家感到了竞争的压力,民间对中国存在一定抵触情绪,官方甚至通过设置消费税和奢侈品税变相提高进口商品价格。其次是中国对东盟的投资扩张还处于盲目竞争阶段,由于初始规模较小,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几乎是指数增长,但投资的产业重复性高,对当地具体信息还缺乏了解。第三是部分地区政治环境不佳,宏观上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以及东盟国家内部都长期存在领土争端问题;微观制度方面在于部分国家政局不稳、腐败问题严重,需要中国政府为华资在东盟的利益提供强有力的外交保护。

实际上,对朝贡体系的历史恐惧源之于对朝贡体系的误解,它在实践上是一种贸易体系,尽管有让人不太舒服的主次关系的外表形式,但中国并没有兴趣回到过去。而且就最新在APEC上的表态,中国显然对“门罗主义”也不是很有兴趣。170年以来,中国已经适应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例如中国开始喜欢上了多边主义,方式是灵活的,从参与(东盟)到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及积极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都有,但这并不意味中国无视自己的历史独特性和目前获得成功的有效路径,这肯定是对目前世界既有大国外交模式的一种反思或者改进,可以预见经济协同和文化感召仍将是其努力的主要形式。

本区域需要领导者的同时,还需要代表性货币。与欧元区中心和外围的辐射型权利结构相类似,亚洲事实上是中日印三足鼎立的局势,但经济体之间的巨大差异,意味着亚洲不可能走欧元这样的货币联盟道路。首先,亚洲的区域核心货币至少得是摆脱美元霸权的货币符号,因此已经国际化的日元应该不会被接受;其次,与印度这个更内需导向的经济体相比,在贸易联系与地缘接触方面,中国都更符合。笔者认为,争取人民币在亚洲的核心货币地位是中国亚洲策略的立足点,而这个核心货币地位成败的关键在于,人民币是否能得到区域内的广泛承认,成为区域内其它货币的“货币锚”。

这种汇率安排的意义在于,当发展中国家的大国卷入全球竞争,在区域内既存在一定的大国竞争优势,又具有互补性的内部经济联系时,只要这一货币币值稳定,其它区内货币就有可能将其作为“货币锚”,避免竞争性贬值。具有竞争优势的大国是供应方的领导者或定价者,而其它发展中国家则是跟随者或适应者。这种供应方寡头市场结构的形成,有助于平衡供求之间的力量对比,减少发展中国家竞争性贬值的福利损失。在我们的框架中,深受竞争性贬值所害的东南亚区域,未来的最优“货币锚”就是人民币,其作用主要是以“内部锚”的形式体现。

一个货币要在区域中成为“货币锚”,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方面条件,首先是经济体的规模,包括现有规模、增长速度、增长稳定性,以及潜在规模;第二是经济体的开放程度,包括与区域内外的贸易联系,资金跨境流动的频繁程度;三是该国的国际地位,包括综合国力,不受外部限制的独立性,政策的公信力,以及同本区域其它成员的协调能力;最后是资本市场开放,货币自由兑换,且经济体内的资本市场具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

对于第一类条件,从经济规模来看,中国的名义GDP在2009年超过了日本,将近是印度的四倍;按照购买力平价的国际美元折算,中国的经济规模甚至是日本的2.1倍,印度的2.5倍。而且,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一直是亚洲的增长明星。第二类条件中的跨境贸易条件中国也已具备,经过十年的加速发展,中国与亚洲主要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增长。另外,中国在全球以及在亚洲的地位是其30年来苦心经营的成果,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展示出来的实力也得到亚洲各经济体的广泛承认。并且,人民币在其历史中保持了近十年对美元的单一钉住(1996-2005),这是除了货币局和美元化这种制度安排外,其他任何经济体都不曾做到的,这也为其未来的锚货币地位打下了基础。因此第三类条件中国也基本具备。

最大的挑战则在于两方面,首先,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提供区域的“内部锚”,但是,其实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规模能达到中国现在的高度。其次,人民币资本账户下管制仍然非常严,但是,在这些条件的改善方面,中国的态度一向是谨慎而积极的。长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压力在于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以及人民币金融资产不足。

如果要让世界接受人民币作为储备资产,则必须提供具有足够吸引力的人民币资产。目前香港市场上只有少数人民币债券,在这个市场上进行规模扩张似乎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但长期内,还必须要开放国内的证券市场,并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另外,虽然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较大,但仍然缺乏流动性,并由政府主导:大部分债券由财政部发行,并由商业银行购买。宏观层面,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已与20个以上国家及地区分别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总额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这也是积极创造人民币国际流动性的举措。

其实,即使还缺乏一些条件,东亚区域内也已经形成了一种基于自发性的非正式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已经开始发挥区域隐性“货币锚”的作用。例如,2005年7月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对美元升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旋即宣布对美元升值。因为人民币没有自由兑换,所以隐性锚不能向显性转换,但这无疑将是中国以后努力的方向:人民币将走向世界,但在未来几年内,人民币将首先在上海自贸区,以及香港和其他亚洲市场迈出关键的几步,希望这个过程能够按照中国的脚本进行。
   作者:邵宇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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